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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的风险并非来自欧美的制裁压力，而是“Made in West”的所谓“规范体系”被它们再次集合构建、并最终在全球推行。例如关于绿色能源领域，中国已具有全球压倒性的成本与产能优势，占据了光伏、电池、电动驱动核心系统的大部分出口权。但正是在这些领域，西方采取了最坚决的“反请求”措施（Widerklage），设立关税、启动反补贴调查、拟推国家补贴清单审核标准。表面理由是维护公平市场，实质上却是维护它们原有的工业主导权。
这是一场在去碳背景下展开的“新工业超越赛”。比亚迪、宁德时代、隆基绿能等中国新型企业，在欧洲市场扩张时遭遇种种“隐性干扰”，如比亚迪荷兰基地新增许可被冻结、仓储监管延迟等；德国企业则调整在海外与中资新能源的合作项目，将重心转向东欧。荷中之间曾高度互信的港口物流合作，如今也因遭遇北约安全审查而面临重新划界。
欧方对华的这种“警惕”和“防范”是由其长期的“制度自信和优越感”所决定的。因为在欧洲眼中，一个像中国这样具有稳定资本体系、上贯下通执行力、海量市场测试空间的“超级“体制，如若成功扩张，那它牵动的将不只是产业，而是国际权力地位。
当“异形体量”和“异类模式”无法纳入欧美制定的“标准范式”之中，西方就会上其他手段，比如：透明度评级、战略市场审查、“可信国家”协议联盟、另类信息公开制度、产地原材料名录等。此类举措的核心不是惩罚，而是对规范主导权的“再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