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——“合作伙伴、谈判对手、系统性竞争者”——如今越发向后两者倾斜。

而中国不会忘记，从2020年后开始，欧盟诸国在“中欧全面投资协定”（CAI）谈成前对中国的追捧（德国奔驰、西门子、BASF等企业大举押注中国市场），渐渐被“政冷经弱”所取代；欧洲议会中的一部分势力，用“反人权”为借口，将双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共识冻结起来。中方的反应虽然没有到愤怒的程度，但“深度失望”是显而易见的。而失望是一种比愤怒更深的伤情，因为它说明双方合作的基础逻辑已出现很大的嫌隙。

不仅如此，双方的认知隔阂，在过去数年中还得到了“制度化的巩固”：欧盟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法令，以“国家补贴透明原则”围堵中国；中国则以“反制裁法”与“数据国家安全制度”回应。

欧洲的“去风险”战略（de-risking）在中方听来即是“泛政治化脱钩”，中国提出“互利共赢”在布鲁塞尔更像是“规则对抗的烟雾弹”，双方在包括绿色供应链、数字化合作、人工智能治理、WTO改革等议题上，都处于紧张博弈和关系碎裂的状态中。

中欧虽然并未失去彼此间所有的“链接”，但它们共同创作的那幅“前景画”，已从色彩浓重的油画变成清淡寡意的素描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双方将重新面对以下问题：什么是共同目标？如何定义“合作”？合作的路径是否平等？